清末武昌保安门（南侧）
其实早在4月中旬，张之洞就与布里尔签订了包含12款内容的教学合同。根据这份合同第八款的规定，布里尔着手联系了他的师弟，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898届毕业生格勒么来华担任帮教，年薪1500美国银元。当月下旬，奏折尚待光绪皇帝批复，湖北农务学堂就已经悄然成立了，不知为何，已经测绘过的卓刀泉一带并没有成为我们学校最初的校址，而学生报名地点则暂时选在了保安门内公所。张之洞委任太守黄铁生任学堂总办，黄铁生则推荐了一位至今尚不可考姓名的官员担任监督。不过，这两位官僚出身的学堂领导既不懂农业，又缺乏办学激情，他们从不接见美国教习——这成为了日后美国教习辞职的导火索。
张之洞在《湘报》上为湖北农务学堂所做的招生广告
农务学堂成立一个多月后，戊戌变法开始。张之洞与湖北巡抚谭继洵除了连署在武昌各大城门张贴尺寸巨大的招生告示之外，相继在《汉报》、《湘报》上为湖北农务学堂刊登招生广告。
这份张贴在武昌城门上的雕版印刷告示很有意思：学堂建校租地、购置种子仪器、发放教习员司薪水，均由政府拨款，而学生每月需自纳银元4枚，用于“火食油烛笔墨零用等项”。在招生告示的结尾，胸有成竹的张之洞还特别对4枚银元的杂费进行了说明，他说，并不是因为国家付不起这个钱，而是出于激励学生勤奋学习的考虑，“国家既设学堂，岂复吝此区区费用，惟令学生纳资，正是劝学深意”，因此，湖北农务学堂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收取杂费的官办学校。
湖北省农务学堂的开办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肯定。7月5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要求各省府州县均成立农务学堂。遗憾的是，这场堪称世界最大规模的农业教育推广运动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夭折，各地正在筹备的农务学堂胎死腹中。因为张之洞的关系，最早筹办的湖北省农务学堂则继续招生，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农业教育中心。
10月2日，历经周折的农务学堂在保安门内大公馆正式开学了。这一天也成为华中农业大学的校庆日。学堂原定开设农、林和畜牧三科，由于师资短缺，只开设了农、桑两科。尽管如此，布里尔还是在给家人的信件中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写道“我们开设了中国的第一所农业学校。”
也正是这时，年仅13岁的房县少年戢翼翘随父亲到省城赴考，并且阴差阳错地被父亲安排进入农务学堂求学。当时，在以仕途为目标的主流教育氛围中，能接受从西方引进的新式学堂的人寥寥可数——在长达数月的招生过程中，像戢翼翘这样负担得起学费而又愿意读农科的人不过10人——而在前一年武备学堂招生时，报名的学生达到了4000多人。
因为第一年招收的学生实在太少，学堂不得不在第二年将伙食杂用改为公费，以期希望招到更多的学生。这个办法是奏效的，当年就招到了50名学生。当时，农务学堂所“暂借”的地方虽然名叫大公馆，但空间实在不够大，扩招以后显然不能满足教学需求。于是，学堂迁移到了武昌东厂口正街四川会馆原位置，这里北倚蛇山，南临长湖，地势高爽，风景怡人。经过改建，这里从会馆变成了一处教书育人的场所。
湖北农务学堂四川公馆东厂口正街校址大门，拍摄于民国期间，时为国立武昌高师校门
不过，由于学堂负责人对办学缺乏热情，筹划已久的农事试验场场址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再加之语言障碍、中西文化鸿沟以及日本教习的介入，两名美国教习不能施展拳脚，只能提前结束合约，离开学校，转赴菲律宾创办农业学校。在以后的人生岁月中，布里尔回到美国，为美国农业部工作；而格勒么则成为了一名接地气的农业学家——他是夏威夷大学的创始人，并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担任农艺学系主任，直至1942年去世。 （版权所有 请勿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