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管泽良（1906-2001），湖北蕲春人，康奈尔大学博士、专任研究员，湖北省立农学院教授、院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管泽良于1941年7月接替张伯瑾先生出任湖北省立农学院第二任院长，直至武汉解放。《我与湖北农学院》一文由管泽良先生于1986年写就，对其接任湖北省立农学院院长职位的前后经过、为湖北省立农学院延聘优秀师资、反迁校、保卫校产等重大事件均有详细记载，堪称宝贵的校史资料。由于文章作于事件发生30余年后，当事人所述具体内容可能与事实存在细微偏差，还请各位读者在阅读时多加注意。
一、我到湖北农学院的经过
一九三五年，我考取湖北省公费留学美国，在康乃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一九三九年夏回国，在成都金陵大学任教。这时，收到湖北省教育厅长张伯瑾两次来信，邀请我去恩施筹办湖北农学院，担任院长职务。我对张厅长邀我到恩施筹办农学院的两次来信，都婉言谢绝了，当时我考虑的是两点：第一，我在金大任教时间很短，年龄很轻，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基础，如果过早地从事教育行政工作，对我个人的前途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第二，恩施是湖北的战时省会，地处抗日前线又僻处鄂西山区，办学条件困难重重，很难克服。
不料张伯瑾竟利用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的名义直接给金陵大学写信，商请将我借用一年，主要理由说我是鄂省公费留学生。金大当局在陈诚的压力下和我商量，我不得不同意由金陵大学派我临时前往恩施，协助筹设湖北农学院，于一九四〇年秋季到达恩施。我会见张伯瑾时问他：湖北省公费出国留学的共有三、四人，为何指定要我回省呢？他笑着回答说：这是厅里第二科（高教科）签署的意见，查阅档卷，本省公费派往外国留学学农的学生，虽然还有几位，但他们回国后都不在教育界工作，只有你得康乃尔博士后继续留校任教；回国后又在母校金陵大学任教，由你出任湖北农学院长，最为合适。
二、一个百事待举的局面
湖北省农学院的前身是湖北农业专科学校，它是一九三七年成立的，学制三年，校址在武昌宝积庵。一九三八年夏，抗战烽火迫近武汉，它随同湖北省政府迁至恩施。在迁校途中，因运船出事，所有图书仪器等物沉没江中，损失惨重。一九四〇年春，农专被改为湖北农学院，由教育厅长张伯瑾兼代院长，学生即由农专学生中经甄别试验从严录取的，开两个班，共一百多人。我到农学院时面临着一个基础簿弱，百事待举的局面。当时农学专业教师只有张富春、于锋、张维汉等三人，图书仪器也很缺乏。校舍是简陋的民房，晚上点菜油灯，学生一律穿土布，吃粗粮。最感困难的，则因恩施僻处鄂西山区，交通闭塞，人们视为畏途。物质条件虽然非常困难，但精神条件却是很好：第一，湖北省政当局，特别重视教育事业。在抗日战争时期，财政拮据，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大力投资培养人才，学生吃饭，穿衣全部公费；当时除已成立农学院外，还积极进行筹设医学院和工学院。第二，军民同心，抗战建国情绪高涨，精神振奋。这同我在成都所见的那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情况迥然不同。
三、从何着手
我迁居农学院后，决定首先从考察学生着手。除了原有的几门农学专业课程以外，我马上给学生增开了植物遗传学和作物育种学两课，由我亲自讲授。课余时间我经常找学生聊天，发现这批学生具有几个特点：
第一，他们大都心情压抑，沉默寡言。由于他们原来就读的学校———农专被解散，同学中有十余人被逮捕；现在改为农学院，缺教师，缺设备，又无专任院长，他们不能不感到苦闷。第二，绝大部分学生来自沦陷区，很多人与家庭音讯隔绝，完全依靠学校过活。第三，由于上述原因，不少学生想方设法争取自力更生，谋取一点收入，借以补充笔墨和购书等零星费用。
总之，这些青年为了不做亡国奴，只身来到后方，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爱国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认识到：自己有责任去关心他们，关心他们就是关心湖北农业的未来，是关心抗战建国的大事。
我原来想在金陵大学多搞几年，借以建立起自已的学术基础。这个思想，经过在恩施生活半年后，在恩施各个方面积极因索的影响下开始动摇了。我想，若谈要为自己打好学术基础，还不如留在康乃尔任教；只是因为国难当头，才使我不能在国外安心治学，而回到成都又感到所做的工作与抗战无关，不免失望。恩施的半年，促使我的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我决心抱定吃苦精神献身于农业教育事业，决定辞去金大教授职，专心致志要把这个农学院办起来，而且一定要办好，尽管面前的困难很多，问题也很大，我勇敢地挑起了这一副重担子。
四、一个重大的突破
考察了学生以后，我对这批青年产生了热爱的感情，也充满了责任感。校舍、图书、仪器、设备这些教学的物质条件，我相信只要有了人，就不难凭劳动的双手逐步加以改善，最关键的问题是教师问题，必须罗致礼聘一批有事业心有专业学识的老师才能把学校办好。因此，我一面发出大批函件，恳切向我的老师、朋友们邀请；另一方面，将校务稍加部署我就几度亲到重庆、成都等地向我的老师求援，向我的友好乞助。虽然经历了不少挫折，吃过许多苦头，我终于突破了这一难关，一两年之内先后请到的教授、副教授、讲师等三十多位，其中有包望敏、吴华宝、沙凤歧、王庆延、李凤荪、戴松恩、许传经、梅籍芳、冯杞靖、张守敬、徐叔华、姜秉权、吴友三、胡笃敬、庄巧生、程侃声、李正刚、左景嫒、任丽霞，范云千、张克祥、邓克奠、刘发煊、李长年、吴淑贤等等。这些人之所以应聘，而且克服交通困难到达了恩施，首先是由于战区司令长官兼省主席陈诚的大力支持，他派专车分路去迎接；其次，当然也是由于我在农学界有广泛的联系。即使这样，仍有两位知名教授，因交通问题而失聘，至今我仍感遗憾！
在解决教师问题的同时，要着手解决学生宿舍，教室及图书，仪器等问题。经过省府支持，师生通力合作，都先后得到缓解。仪器问题解决得更好，省科学馆从武汉迁来，图书、仪器保存完整，馆址设在农学院右侧，与学生餐厅、兼大礼堂相距仅约百米，这给师生科研、实验提供了方便条件。后来该馆馆长改由农学院教授许传经兼任，方便条件更进一层。
五、出现一个意外
湖北农学院在前进的历程中，很少遇到意外，可有一次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意外，使我措手不及。这就是一九四五年春，国民党农业部招考一批农业专业人员，公费留学美国实习深造。当时湖北农学院的讲师和副教授有十多人到重庆参加考试，不料他们全被录取。其报考人数之多和录取比率之高，居全国农业院校或农业机关之冠，使湖北农学院获得很高荣誉，可以看出当时湖北农学院的教师水平是不低的。这本是一件大喜事，但是随之而来的两大问题，使我措手不及，十分为难。第一，这十多人讲授的二十多门课程不能停授，为了及早解决这个问题，我和教务长包望敏先生不得不四处求援，费了很大精力，终于找到合适代理人选把所遗留的全部课程，继续讲授，没有耽误学生学业；第二，十多人赴美后，教师缺额如何填补，幸喜不久日本投降，学校迁回武昌后，喘息未定，旋又四处奔走，多方延聘，结果迎接到一批新教师，其中知名教授有：王一蛟、曾省之、周宗璜、马哲民、王清和、谢孟明、许传桢、金聿、王宗清等十余人，这才填补了当时的教师缺额。（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