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维护国共合作，保护进步人士和学生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以后，在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经过谈判，实现了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团结抗日的新局面，在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以前全国军民同仇敌忾，气象一新。但一九三九年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上层领导集团，为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在政策上改采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在蒋管区各地秘密逮捕杀害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这种反动政策的执行，对我们办学产生极大的有害影响。当时，我的主要职务是湖北农学院院长，但曾先后兼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在我任湖北农学院院长的八、九年间，坚持抵制蒋介石反动政策，保护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的方针。由于坚持了这个方针，一方面保全了不少进步人士和学生；同时也维护了学校的安定和发展。现在回忆，是自己感到安慰的一件事。兹简述如下：
（一）关于维护进步人士杨显东同志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在成都工作期间经常同华西坝五大学的进步学生接触；因此，当时盛传他是进步学生的后台，是共产党员。有一次，进步学生在成都青春岛集会，邀请杨显东同志前去作过报告，成都三青团认定杨是进步学生的幕后领导人，准备对他进行陷害。当时我兼任金陵大学三青团筹备主任，得悉这个情况后，及时向杨透露了这个消息。
包望敏，一向鄙视国民党，不参加任何反动党团组织，不满意当时的社会。他在成都金陵大学任教时，为了农村社会的改革，曾创办过新都、仁寿、温江等四个实验县，在各县开办农民学校，因此惹起四川省政府的怀疑，金大当局对他也不满，我于是聘请他来湖北农学院，借以解脱他的困境。包在农学院担任教务长达五、六年之久，一直到一九四七年才辞职，前往海南岛任农学院院长。
又如张克祥同志，曾参加“闽变”，与李济深关系很深，是知名的反蒋人士，凡知道他的人都不敢任用他，也不敢给他介绍工作，以致他在重庆失业，我托包望敏和他联系，聘请他来湖北农学院任训导长，他于一九四三年来院，直到一九四七年病故，曾先后担任过训导长和主任秘书。
其他如马哲民、胡伊默、梅藉芳、王一蚊、王庆延等都是当时的进步人士，为国民党当局所嫉恨，我都延聘来院任教授，担任主任秘书或系主任。
（二）关于保护进步学生在我任院长以前一两年内，湖北农学院，包括他的前身———农专，学生被捕者达十余人之多，在我任院长八、九年间，却无一人被捕，也从未开除过任何一个进步学生。
我之所以坚持这个保护进步青年的方针是与我到校接任，首先花了很多时间对学生一个个地进行了个别谈话，深入了解他们的情况分不开的。我为这些纯洁青年的艰苦奋斗的爱国精神所深深感动，从而改变了自己打学术基础的个人主义打算，决心从事农业教育事业。我深切地了解到，这些学生大多是从沦陷区来的，他们的生活主要依靠学校出资维持，开除他们，不但使他们失学，而且也失去生活来源，他们的进步表现，代表着国家的未来，我有责任保护他们。在这方面，我经历的事情很多，现仅举四七年的一件事以概其余。一九四七年蒋介石悍然颁发戡乱总动员令，对共产党进行全面的内战，在各地大肆镇压进步力量，接连多次在各大专院校公开捕人。震惊全国的武汉大学惨案就是这时期武汉军警前往该校逮捕学生时发生的。
有一次，武汉警备司令部派了一个少将军官偕同农学院附近警察局的一个警官来到农学院见我。他们拿出一张拟逮捕的进步学生名单，共约十余人，每个名字后面注有别名和在校内活动情况。在这张名单中，我当时印象较深的是刘纪麟和张国然两名。他们两位在校的活动分别为领导歌咏团和负责工人夜校。为了保护进步学生，我把这两人活动的责任自己全部承担起来。我对军官和警察局来人说：刘生领导歌咏团，张生主持工人夜校。都是我要他们出来负责的。因为学校是教育机关，进行这类括动是很正常的，也是必要的。怎能说这类活动是共产党的外围活动呢？这就说明这个名单的调查工作是不可靠的、是有问题的，我劝你们要慎重，不可随便逮捕学生。真正的共产党员是隐蔽的，不会出头露面搞活动。我请你们回去把我的这些意见代为转告你们的司令彭善先生。就是这样，我把警备司令部派来的人顶了回去，从而保护了进步学生。
七、开创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的路子
过去，我国的农业院校主要只管农学知识的传授，也附带地搞一点研究、实验。我在主持湖北农学院时，竭力开创一条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的新路子。
湖北原有一个农业改进所，和一个原农林部所属的湖北农业推广站。当时农业改进所的所长戴松恩以及后来的刘发煊，农业推广站的主任包望敏都是专家学者，他们既是各自单位的领导人，又是农学院的教授。我利用了这一有利条件，把农业教育，农业科技研究和农业推广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相互为用。这对融通声气，活跃气氛，培植实用人才，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包望敏，戴松恩的教课很受学生的欢迎，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对科学研究与成果推广的热情，所有农艺、园艺、植保、农经各系学生在参与实践活动中，都受到了锻炼，增长了知识和才能，这就不仅提高了学生素质，同时在人员交流方面也起到互利作用。我们闯出的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的路子，在当时是一种创新、试验。现在已经成为大家都向往的道路了。
八、保产护校，完整地交给人民
一九四八年解放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上的统治面临着土崩瓦解。当时武汉在华中“剿总”白崇禧的控制下，他是桂系的头目，是死硬的顽固派，他必然要挣扎到底。在这种情势下，如何保全校产，迎接解放，把我惨淡经营多年的湖北农学院完整地交给人民，便成为日夕思虑的中心。
淮海战役结束后，白崇禧准备撤退到广西，凭借他经营多年的老巢与人民解放军顽抗到底。当时我校的训导长何清铭积极主张把农学院的仪器，农产品和一万多头奶牛贱价出售，作为迁校资用的补充。他私下托人向白崇禧建议把农学院迁到桂林，已经得到白的同意。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着急，万一“华中剿总”来了公文要我们迁校，怎么办呢？我估计“剿总”的公文如果送到农学院，经过收发、登记等通常手续交到院长室，那么迁校的消息会很快传遍全校，以何清铭为首的迁校派必将凭借白崇禧的“指令”来逼迫我负责迁校，那就很难应付了。为了避免迁校，达到护校保产的目的，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了一个办法。我换了一套整齐的服装，驱车前往“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取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片，很顺利地被迎进了总部秘书长办公室。我向秘书长探问：听说白总司令有命令要我们农学院迁往桂林，不知是否确实？秘书长说：我们正在赶办这项指令的手续，您来得正好，请您略等一会儿，我叫他们赶紧把公文办好，由您亲收。这样，您就会争得时间早日贯彻执行。就这样，秘书厅把四件公文一件给农学院，命令迁校桂林，一件给有关交通部门，使之负责农学院乘车，一件给广西省政府，为农学院安排校址，还有一件是通知湖北省政府的。我把这四件公文全部拿回家收藏起来，农学院无人得知，从而粉碎了迁校阴谋。解放后，我把这四件公文（均未拆封）交给了农学院军代表方西同志。
白崇禧逃出武汉的一个星期以后，解放军才进武汉。在临近真空时期，我和进步学生共同组织了护救保产委员会，全校的动产与不动产完全交该会负责点验、支配、清查各方面的帐项。为了防止散兵游勇和坏人的抢劫、破坏，我和进步学生共同采取了一些防卫措施，从而使得学院的全部财产完整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九、结束语
湖北农学院的诞生和成长与原湖北省主席陈诚对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视和关怀，以及各有关方面对农学院的支持和爱护是分不开的。作为一个园丁，虽说其中有我一份汗水，那是微不足道的。
农学院的兴办，开湖北高等农业教育之先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在其历程中所遭受的艰难，也是一言难尽，从其诞生到发展就个人来说，又是息息相关。受命之初，曾有谈何容易之感，在所经历的岁月中，却也真不容易！人们常说创业艰难，这句话对我来说，确深有感受。从恩施金子坝到武昌宝积庵，经之营之，连续近十年，对农学院思想感情之深，在我生活中，是难以忘怀的。事隔三十多年，回顾往事，感念萦怀！ （完）
